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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那次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社会秩序靠“法治”而不是“武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许多启示,中国的法律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到今天虽然已有20万左右的律师从业者,但包括外交部、外贸部(即今天的商务部),甚至司法部在内的政府部门还是以理工科或者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为主,前几年参加跟各国的WTO谈判的居然鲜有法律背景的人。当面对另一国家的律师出身的政府官员时,在谈判桌上代表我们中国的工程师官员们怎么可能与对方有共同的语言?怎么能在共同的语境下说话?这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我国的国际行为靠近“国际惯例”之前还有许多课要补?在中国变成经济大国的同时,国际公关形象也必须与之相配。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金沙银河手机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方面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很类似:已经建立了有规模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体系,已经有了各类经济立法,已经开启了针对消费者的金融创新,等等。如果20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经历对我们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就是只要制度与金融创新能上升到另一高度,就不用担心缺乏内在增长的动力。

金沙银河手机版美国2002年的人均储蓄率在3%左右(见图2–3),跟北京2002年17.5%的储蓄率相比(见图2–2),美国人真能“大胆”消费。实际上,美国并非历来如此,二战之前美国的人均储蓄率也曾停留在20%左右,到七八十年代还在10%以上。这些消费能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1934年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创新、社保创新与退休金项目的产物。还是以住房贷款为例,自从有银行以来,住房质押贷款一直都是美国银行的正常业务。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住房贷款的期限都很短,不超过5年,因此能给居民带来的好处有限。另外,那时的按揭贷款在结构安排上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在住房贷款到期之前,借款方每月只需支付利息,等贷款到期时再把所借的本金一次性还清。这种支付安排一方面使银行承担过多风险(因此银行不愿意作太多住房贷款),另一方面给借款方带来太多的支付压力:一次要还清48万本钱,从哪里找这么多现金?因此,一般大众享受不到住房贷款的好处。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股市泡沫越涨越大,使很多人买下大房子,房地产价格也越涨越高。1929年10月到1931年期间,股市泡沫持续破裂,使许多股民血本无归、众多公司相继破产,失业率达到空前高度(最高时为25%,即每4人中就有1人失业)。这样一来使许多人无法在其住房贷款到期时归还那笔一次性的本金,这些居民只好选择个人破产、搬出住房,让贷款方银行接过被质押的房屋。毕竟,这些房产的价格也随股市泡沫的破裂而大跌,迫使大批中小银行和信贷机构倒闭。因此,当时的住房贷款在证券结构上的弊端加重了那次经济危机、银行危机的深度。看到过去200多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另一些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想回答的。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

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的增长。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财富这个话题。金沙银河手机版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财富这个话题。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从1820年到1914年,英国在拉丁美洲共动武40多次,其中有26次是以其公民产权受到侵犯或者是以债务国赖债为由。比如,因其海外财产受到侵占(包括工厂、银行、铁路等),英国派军队于1868年攻打乌拉圭,于1891年进攻智利等。在亚洲,同样是以保护其产权利益为由,英国分别于1840~1842年、1856~1858年攻打我国(即两次鸦片战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1937~1941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世纪60年代没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就无法进行。金沙银河手机版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了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了。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大多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行业,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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